對於這樣一位博學的哲學家，如果有人說他不但知道台灣的存在，而且還在其出版物中提到過台灣的名字，恐怕諸位看倌會馬上斷言說「不可能」吧！畢竟，據說就連當代研究東南亞民族主義的名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都說，台灣是他東南亞地圖上的最後「未知域（terra incognito）」了，則更何況是三百年多前的西歐人？
老人表情深重地告訴我，這是他父親生前最重視的物品，一直不肯讓家人碰觸這本像書的東西。父親臨終前將這本像書的東西交給他，囑咐他好好保管，不可隨便交給別人。父親要他去尋找一種叫『人類學家』的人，而且最好是懂日文，才能把此書交給他。
雖然同化政策中的文明渴望和民族同化存在衝突的可能，但不是像韓國這樣的根深蒂固，也不是先天性的結構對立。依照陳培豐博士書中的推論，在台灣的經驗中，兩者之間產生矛盾是後來對「國體論」所建構之「平等」進行的想像和追求出現落差所致。然而，拒絕語言政策下同化於民族的目的，是否就意味者台灣有追求自己的主體性的目的呢？如何在拒絕同化於民族的過程中，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則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尤其嚮往1930年代以降，乃至1940年代日治末期的這段時間，當時接受日本教育以及受現代思潮影響的一批台灣知識菁英（通常也是地主階級的富家子弟），開始回到家鄉本地過著布爾喬亞式的優閒生活，看電影、演戲劇、上咖啡館、寫小說、聽音樂會。雖然他們（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賴和）不時仍以寫作、參政、結社等手段進行文化抵抗，但在文藝界卻不乏相互勉勵、朝氣蓬勃的創作氛圍。
而這本僅存的日記，紀錄了他在東京留學的後期，及返台後兩年大東亞戰爭末期，是呂赫若文學創作成熟穩健的黃金時期，活躍於台灣及日本藝文界的他，在日記中為當時的文壇活動及作家心靈，留下了一些可貴的線索。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發表《前進婆羅洲──台籍戰俘監視員》、《烽火歲月──台灣人戰時經驗》。 婦女救援基金會發表《鐵盒裡的青春》(天下)、《沉默的傷痕》(商周)。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發表《台灣老兵話滄桑》。
而金容沃本書最特別的觀點，就是認為韓國統一與台灣獨立這二件事，雖然外形有別，但在本質上卻是一樣的。他也明確質疑「去中國化」對「台灣主體性」的幫助。 然而因為金容沃支持台獨立場，以致本書中有許多出自台獨基本教義派的評介文章，他們推崇金容沃之餘，在觀念上確可能與金容沃完全背道而馳（雖然並不是每一篇都如此），這種衝突性的不協調感，是本書的特色之一，但也是閱讀本書的導論時，須加特別注意的事。
直到有一個下午，一個南台灣到處都是陽光的下午，她突然記起大甲的時光。大甲是她的故鄉，是她十六歲之前所信賴的濱海小鎮。不知道是什麼力量在召喚她向著坐在對面的我細聲訴說起來，成長時期的大甲，是她生命中無法擦拭的部分。我再一次聽她敘述少女的夢與幻。在太平洋戰爭前夜，她就已經必須負擔家計，學習編織大甲帽，然後又學習如何推銷。這些故事都是我熟悉的，母親曾經有過的成長敘事也曾經伴隨我的成長而成長。只是我沒有想到患有失憶症的母親，在那個陽光下午居然使用優雅的日語對我說話。她的發音，帶有一份羞澀，斷斷續續又夾雜著泉州腔的台語。未能拭去的回憶，引領著她回到少女時代，那神秘的無可確切辨認的昭和年代。
賴和有許多的舊詩是「未定詩」，也就是說還不斷在進行修改的詩。......有一些詩，實際上已經寫好了，可是由於後來換了另一種的立場來觀照，覺得以前所寫的也未必然全部沒有問題，就改動了原詩的某些字眼或句子，結果就改正了或翻轉了原意，變成和原詩意義不很一樣的新的一首詩，結果形成了孿生子一般的「一對詩」，這是非常有趣的，很像一種遊戲，但卻是嚴肅的、當真的。
◆沒人問過董登源 1949年4月6日，半夜大雨，軍警包圍台灣大學、師範大學宿舍，黎明時分，向學生進攻，兩、三百名學生被捕。同日，我的阿公，40歲的楊逵，也因「和平宣言」一案，在台中被捕，判刑12年。這個案子只有楊逵一人，瘦瘠的、咳血的阿公，扛下一切。當年，他的次子、我的父親楊建，13歲，他的青春迅即塗抹暗影。 6個多月後，10月19日深夜，軍警闖入高雄燕巢的一處民宅，我任職於中國鋁業公司的外公，26歲的董登源，因「高雄工作委員會叛亂案」被捕，以「高雄工作委員會鋁廠支部聯絡人」的罪名，判刑10年。這個案子牽連了46人，7個人被槍決。當年，他的長女、我的母親董芳蘭，11歲，她從來不曾有過青春。 當然，當時都沒有我。卻因為這些案件，後來有了我。
目前《台灣史料集成》收錄的史料包括四種，分別是清代台灣關係諭旨、台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清代台灣方志以及明清台灣檔案，吳密察表示，未來將會擴充到私人文集、書信、筆記、碑刻文字等等，甚至延伸到外國文字如古荷蘭文書寫的部分。編纂《台灣史料集成》至今花費預算超過五千萬元，之後將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接力，並由台大圖書館與遠流出版社一起合作出版，繼續為國人有系統整理更多有關台灣的資料。
翁佳音先生所採的，是社會史取向的分析，也就是，透過社會、經濟、宗教各個層面的分析，具體地考察武裝抗日的動因；藉由這樣的方法，翁佳音先生也溫和地駁斥常見的民族主義式詮釋。從頭到尾，作者都沒有直接地批判民族主義本身，對其闡釋亦甚少，而僅僅是透過史實，釐清中華民族意識與抗日活動之間間接的關連，從而反駁將兩者直接連結的觀點。
這部書的書寫策略，既要激發日本讀者關注曾在台灣生活的日本民眾，又試圖從殖民地日本女性的日常生活尋找歷史，梳理出與主流敘事不同的觀點，後者是這部書最精采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竹中懷著為殖民地日本女性發聲的心志，全書不僅僅勾勒這群女性的生活史，也不時撥弄性別歧視下的社會問題。最鮮活的例子是，竹中強調，最早渡台的女性幾乎都是娼妓，談論台灣的日本女性史一定要從被人鄙視的賣春婦談起。她撇開倫理、道德和教養，從政治、性欲和金錢拉開這部書的序幕，日本娼妓在台賣淫的原因、禁娼政策的舉棋不定，以及娼妓的悲慘命運，貫穿全書，也帶給讀者另類的殖民史
This is a very little story of a very great man. It contains only a few of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he met, and the splendid deeds he did. Most of them may never be written. Perhaps they may be lived again in the lives of some of the readers. Who knows?
馬偕醫師傳記。
生於一九一八年，如今已經邁向九十歲高齡的台獨運動「教父」史明（施朝暉），今天依舊在「獨立台灣會」（獨台會）的簡陋辦公室中，振筆疾書數部內容龐大的學術專著。已經九十歲了，史明談起對於台灣前途的憂慮、歷史演變的感慨，以及對自己至今依舊旺盛的戰鬥力，絲毫不像一個高齡的老者。穿著牛仔褲，頭髮雖花白、卻保持飄逸，史明對自己一輩子堅持的理念，似乎從來沒有動搖過。最近才完成了一部堪稱「教科書級」的政治理論專書│《民主主義》，史明堅持從最基礎的扎實理論，向內探求自己奔走台獨運動六十年的根本價值，究竟在哪裡？史明說，「寫這本學術硬派理論，只是最近自己一連串規畫的活動之一而已，寫完民主主義，然後再寫社會主義，從理論的源頭找出真相，是為了萬眾期待的《史明回憶錄》」。
在這三邊的說詞裡，有一個因素卻明顯被三邊都忽略了，那就是戰後的「美援」，相較於二次大戰期間美援物資直接流入黑市，甚至直接進了某些人在紐約的銀行戶頭，戰後的「美援」可是一套有周詳流程的「計畫經濟」
《看見十九世紀台灣》的出版，實在是關心台灣史知識者的好消息。費德廉教授、羅效德女士的編譯，及許多學者的協助，讓原本難以親近的史料，成為容易閱讀的文本，又提供許多可進一步追索研究的途徑。看到這本書時，著實感動到不行。
前半段讓我們見識到台灣早期有錢人家是怎樣過日子，公子哥兒的大膽的行事作風和對金錢的不在乎。後半段寫長大後家道已中落，成為一位普通的公務員，行事卻不「公務員態度」。在新聞局、外交部的工作，透過努力和決心再加上聰明，做了不少大事情。只要有心，還是能成就許多困難事；陳柔縉的文筆沒話說，寫書本本好評，已經是品質保證，這本書以第一人稱敘事，以一個個事件作單元，打破慣有的直線型傳記寫法，而是歧出旁枝的樹行寫法，使得這本書更為生動有趣。當然張超英先生精彩的一生演繹早期台灣富有人家的生活史、台灣現代對日關係史。尤其是對日外交，張超英先生更是重要關鍵人物，做了不少貢獻。不計名利地努力為台灣做事，瀟灑從容的人生態度，或許也是因真正大富家公子哥兒的大度，才能「目空一切」吧！
從個人尊嚴到人權民主，從歷史文化的認識到國家正常化的追求，正是解嚴以後臺灣人奮鬥的目標，亦是臺灣的核心價值—可以歸結為臺灣主體意識的形成。同時，教育也離不開文化的反省與重建，臺灣人需要重新認識我們的過去和現在，對未來的走向才可能產生共識，這不只關係歷史的解釋，也是社會價值觀的問題。
我們人類為我們的語言所界定，並對之感到著迷。這當中特別吸引人的就是由約 1,200 種語言所組成的南島語言家族（Austronesian languages family），這有可能是現代世界約 6,000 種語言當中最大的家族。 這 12,00 種南島語言分屬十個子群，其中九個子群（總共只包括 26 種語言）都只有台灣島上非華裔的原住民在使用。第十個子群則涵蓋了台灣以外所有的南島語言，從馬達加斯加到東波里尼西亞 ─ 總共 1,174 種語言。 語言家族是怎樣分化的？隨著時間經過，語言會改變，最初互相還可以理解的方言，會逐漸變得愈來愈不同。這似乎表示著，現存的南島語言最早的歧異化，必然發生在很久以前，而且是發生在台灣。最後，只有一群台灣人遷徙到其它的島嶼，而他們的後裔又再遷徙到其它的島嶼，成為現在台灣之外所有南島民族的祖先。
我一直覺得臺灣人不是一個文字的民族，而是一個聲音的民族，臺灣人喜歡唱歌，臺灣的文化大概有九成以上是跟聲音有關的。南島民族開始就有各種歌曲，如祭祀，狩獵，豐收等等歌曲，到了清代臺灣人有歌仔冊，講古，南北管，再來則有歌仔戲，布袋戲，等等，到了日本時代開啟了流行音樂時代，也是一樣逐步透過各種管道這些音樂成了臺灣人的共同文化遺產，如望春風等等。
柔縉這本史書的主角是婚紗、喜宴、麵包、籃球、腳踏車、動物園-----，至於那一個個帶著各自的喜怒哀樂、在主角身邊串場跑龍套的男女老幼，則是百年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老病死的人物，從名門大戶到販夫走卒都有，也不管什麼「日本仔」、「阿陡仔」、「阿山仔」、「番仔」，統統同台共演悲歡離合。 這叫人目瞪口呆的「台灣西方文明」系列著作，是用稀有的狂熱和美妙的文采建築而成的，在我看來，堪稱當今一絕。
夏瑞紅為陳柔縉新書《囍事台灣》寫的序文。
時日不同了，何況這島嶼向來善忘，半世紀之前拿熱血陪葬的殉道者，遇到身份認同的瓶頸，蓄意掩藏或委婉閃爍都不行，一不小心就淪為政治祭品，如他這般活過來的人也只好選擇緘默，不純粹委屈或恐懼，自己早已欠缺熱情，這樣安靜恬淡，反倒稱心。
多好看的作品，多精準的觀察：善於遺忘的島嶼....。相較於過去勇於思索未來的青年，時至今日，遺忘與自戀自語，差不多就是時代了。
荊子馨給人的第一印象有點說不上來，他看上去像個有點帥的日本人，總是笑著，精明外露﹔一開口，又是標準的國語，不是大陸的那種普通話，而是台灣常聽見的這種﹔講幾句話之後，又覺得他其實非常「阿沙力」，很有某種熟悉的「台灣味」﹔講學術問題的時候他講英文，又像是個加州ABC。總之，各種族裔的標籤在他身上似乎都不適用，卻都各留下了一點什麼痕跡。我很明白告訴他這個夾間感，然後問：「奇怪，你是台灣人嗎？」他愣了一下，笑嘻嘻說：「台灣人的意思是──？」我這個不假思索的問題對許多住在台灣的人都還是個必須附加但書的解釋，在他身上顯然還更複雜，結果他花了很多時間跟我們解釋他一言難盡的成長背景。這些奇特的離散路線事實上部份解釋了──當然也強化了──他日後做後殖民文學研究的動機，以及能力。……整個訪談之中三種語言並用，他的專注度和反應之快令人訝異。荊子馨關切的是國族文化認同政治，訪談過程一直扣連著這個思考展開，絲毫沒有離題。那麼，他怎麼看中國呢？他去過父親的家鄉嗎？台灣呢？他自己有認同的夾間狀況嗎？
張翔一這本新書，應該可以視為一個爵士樂在台灣的－還帶點論文格式的－深度報導，報導內容可以粗分成兩個部分：台灣爵士史及台灣爵士現狀，正是想要開始填補這塊「台灣爵士」－被認識－的空缺。
